如果不能讓孩子逐步抬高理想的“水位”，那麼學校、家庭和社會努力的結果只能是讓孩子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來源 | 《中國教師報》評論版
作者 | 本報記者 褚清源
原標題 | 《跳出“放羊娃”的邏輯》
有時候，一個老話題再次被提起，它依然可以直擊現實。
不久前我採訪北京四中原校長劉長銘，他談到10年前跟學生談過關於“放羊娃”的話題。他希望北京四中的學生不要按照“放羊娃”的生活邏輯了此一生。
“你放羊是為了什麼？”“羊長大了可以賣錢。”“賣了錢以後呢？”“有了錢，可以蓋房子。”“蓋房子為了什麼呢？”“娶媳婦。”“娶了媳婦呢？”“生娃。”“娃長大了幹什麼？”“放羊。”這個廣為流傳的“記者與放羊娃之間的對話”常常被拿來作為談資。但每次聽到這個故事我卻笑不出來。
這讓我想到一次出差的經歷。高鐵上我恰好與一位5年級的女孩坐在一起。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聊到了關於“人為什麼要學習”的話題。
“你想過人為什麼要學習這個問題嗎？”我問。
“考一個好大學？”女孩沒有猶豫便給出了答案，但又明顯帶有探詢的語氣。
“還有嗎？”
“找一份工作唄！”
“還有嗎？”
“沒有了。我媽就是這樣跟我說的。”
潛意識裡我想聽到更高階的回答，但我知道這是一種奢望。其實，我們周圍不少人都持這樣的觀點，這是一種早已被格式化的邏輯。如果一代又一代學生只為謀生而學習，這與“放羊娃”的邏輯並無二致。
人到底為什麼而學習？如果與孩子聊起這個話題，我們會怎麼說呢？毫無疑問，傳統的解釋充斥著功利色彩，不是基於誘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基於壓力“不好好學習，就沒有好的生活”。我們都是在這種實用主義價值觀下成長起來的。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習似乎跳不出這樣的邏輯。當學習只為升學而存在時，便陷入了一個怪圈。最近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在《十三邀》中關於“縣中模式”的討論備受關注。她說：“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為了謀生，你這一生就是個苦役。”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之問”或許印證了一個事實，我們教育的格局太過狹隘了。一旦都是功利的算計，被眼前的利益所吸引，那麼更長遠的利益就會被遮蔽。我們能否跳出這樣的現實邏輯，睜眼看到一個更遼闊的世界？
相信今天的學生都知道老一輩革命家的立志故事。1910年秋天，17歲的毛澤東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在離家時，他抄寫了一首詩夾在父親每天必看的賬簿裡，以作告別：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12歲的周恩來在瀋陽讀書時就立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一生為此奮鬥，成就了自己，成就了國家；
20歲那年，聶榮臻離開家鄉去法國勤工儉學。他的一封寫於1922年的家書中這樣寫道：所學何為？決非一衣一食之自為計，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樂以自足，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能享安樂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視為終身之事業也！
我相信，一個境界不高的人說不出高層次的話。習近平總書記說：“一個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最重要的志向應該同祖國和人民聯絡在一起，這是人們各種具體志向的底盤，也是人生的脊樑。”如果不能讓孩子逐步抬高理想的“水位”，那麼學校、家庭和社會努力的結果只能是讓孩子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學記》有言“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北京大學教授文東茅曾這樣寄語大學生：立志是人生最好的禮物。愛自己，就立志；愛一個人，就幫他立志。
文東茅曾專門向我推薦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的立志教育實踐。該區將立志教育作為育人工作的一個切入口，結合校情、學情，從課程設定、評價促進、習慣養成等方面著手，幫助學生樹立遠大志向，給學生成長提供持續動力。
無獨有偶，我曾走進遼寧省大連太陽谷華夏學校，該校同樣把立志教育作為一等大事。這裡的學生學習的目標感很強。該校一名高中女生的理想是做一名利於社會的企業家。她說：“做商業最重要的是有一顆能夠敏銳觀察，發現顧客需求和時代需求的心。有了這顆心，我就能夠覺察他人的需要，並透過做事來實現自身的價值。”
校長李顯峰說，想讓學生覺得學習有意義，可以關注兩點：一要把學習轉為“利他之學”，即學所有學科都是用來服務社會的，明白學習即利他，學習才會與生命相關。二要讓學生在學習中找到快樂。在他看來，所謂興趣，“興”即高興，“趣”即投入，見到“興”，才能達到“趣”。
讓孩子確立一個高價值的動機，才能產生更持久的學習動力。我們常說，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其實真正的起跑線是孩子立下的志向大小。我們應讓孩子從小就明白，“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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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
編輯 | 皮皮兵不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