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士其
（下文節選自《具體和可能的“是”——海德格爾思想重探》一書）
對“是”的研究是貫穿海德格爾整個學術生涯的一條主線。按照海德格爾自己的說法，早在中學時代，他就對亞里士多德關於“是”的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的哲學訓練始於高中時期對亞里士多德的研究，這一研究後來又恢復了。在此基礎上，何為是的問題始終是我的哲學研究的主導問題。”可以認為，海德格爾對“是”問題的關注最初完全來自一種學術興趣，或者說學術直覺，而這種關注決定了他後來全部哲學思想的基本走向，也為他的歷史和政治判斷奠定了基礎。他最著名的哲學著作《存在與時間》，可以說就是這種興趣的一項重要成果。
在所有的西方語言中，“是”不過是一個表示判斷的系動詞。這麼一個“小詞”，為何值得海德格爾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並且決定了他一生的軌跡？原因很簡單，因為“何為是”在西方哲學史上絕非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而是關係到這一哲學的核心，牽涉到這一哲學的根基，或者說事關對整個西方哲學及其歷史的理解和判斷，關係到它的成就與缺失，甚至它的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至於海德格爾本人，也只是隨著自身對“是”問題不間斷的、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的探究，才漸次加深對這一問題本身及其意義的理解和認識。
當然，進入大學以後，海德格爾思想的發展就越來越明顯地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他的哲學思考與他的時代判斷日益緊密地耦合起來。這種耦合在《存在與時間》中有明顯的體現。海德格爾對他的時代判斷有不同的表述，主要包括思想貧乏的時代、技術統治的時代、虛無主義的時代、感覺不到痛苦的痛苦的時代等。儘管表述不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核心——這是一個思想沉淪的時代。用海德格爾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當今人類在逃避思想。這種對思想的逃避是無思想的根源，其表現之一就是，人既不願看到，也不願承認這種逃避。” 後者所指，就是感覺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這促人思考的時代最促人思考的事情就是我們尚未思考。” 換言之，“地球上的精神衰落到如此程度，以致所有民族都已經處於失去其最後一絲精神力量的邊緣，無法意識到這種衰落並對其加以判斷”。
因此，海德格爾的思想雖然讓很多人感到晦澀難懂，但實際上他具有深切的現實關懷。他的工作雖然表面上看遠離生活，但恰恰是從西方思想的根底處發掘現實問題(包括虛無主義、大眾文化的盛行，以及技術統治和思想的貧瘠等)的根源，並且試圖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因此，海德格爾呼喚的，恰恰是面向現實的思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指出：“面向現實的激進思想，必須從一開始就確保能夠勇敢地堅持建立一種現實之真，以在今天給我們提供標準與尺度，從而克服意見與觀念的混亂狀態。”也就是說，海德格爾把扭轉時代風潮視為他的哲學思想的根本任務，因為“哲學的一切根本性發問必定是不合時宜的”，哲學不能迎合時尚，而是“要把時代置於自己的準繩之下”。
海德格爾當然非常清楚，“任何思想，始終都只不過是某種歷史性的此間之是的形式的體現及其結果，都只不過是對是以及是者的顯現方式即真的基本立場”。因此，思想不僅不可能自外於自身所處的時代，而且必須作用於這一時代。“作為沉思的哲學的必然性在於這一事實，即它也許不能消除(時代的)苦境，而必須承受它、為之建基，並使之成為人類歷史的基礎。”儘管哲學不可能像工藝與技術一樣，使人們直接受益，直接改變社會，但它可以為改變社會提供思想上的準備。因此，思想固然應該以現實為基準而自我調適，但更重要的是遵循思想自身的邏輯以改變現實。“如果思想試圖追隨某種向其提出要求之事，那麼在途中它就可能發生變化。因此……可取的做法是，關注思想道路而少注意其內容。”海德格爾明確意識到，哲學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的關係，同蘇格拉底時代相比並沒有什麼變化，而哲學家的功能也一如既往，那就是作為“社會機體上的牛虻”，去刺痛、警醒、批判社會與流俗，從最深處推動社會的變化。
作為哲學家，海德格爾更關心的是沒有思想或者說逃避思想的思想根源而非社會根源。他指出：“我們仍未思考，這決不只是因為人尚未充分關注那個本源上內在地需要思考的東西，就其本質而言，它必然會得到思考。相反，我們至今尚未思考，是因為那個必須得到思考之物已經抽身而去，早就離人而去了。”這個“必然會得到思考”卻又“離人而去”之物，就是“是”。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哲學對“是”的長期忽視，或者說對“是”的遺忘，是西方進入20世紀以後最終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機即虛無主義的根本原因。出於這種遺忘，西方整個哲學的歷史一直關注“是者”而非“是”本身，即關注物的本質而非這一本質發生的條件。這個判斷換一種形式，就是海德格爾提出的問題：“為何有有而無無？”——西方哲學只承認“有”即是者，而不關注或者說不承認“無”即是，結果就是沒有“無”的“有”，最終陷於虛無主義之“無”的深淵。
因此，西方思想中出現了一種對“是”的極度迫切的需要。“在這個是者陷入闇昧的時代，在我們這個紛亂的時代，這個人類文化充滿暴力與絕望的時代，作為被掩蔽又達於極致的是之急需的表達，恰恰體現為無所欲求的狀態。雖然無盡的痛苦和無形的悲哀既公開又隱蔽地表明瞭我們這個世界的貧乏狀態，但從其歷史根基而言，它仍然一無所需。然而，在是之歷史中，這卻是它最高的，同時也是最隱蔽的急需，即對是本身的急需。”
海德格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對“是”的意義(包括真的意義)的追問不僅是哲學的事情，而且關係到西方精神的命運。他表示，關於“是的情形”的問題是“為何是者是而非者非”這個根本問題的先行問題，或者說準備性的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原則上應先於後者得到解決，但是它並不外在於根本問題，而是“在追問根本問題時發出亮光的爐中之火，根本問題則是處於一切追問的核心的火爐。這就意味著，當我們追問根本問題的時候，一切都取決於我們在追問先行問題時所採取的決定性的、根本性的立場，以及是否贏得並確保了在此具有根本意義的結論”。海德格爾這段晦澀的話，指的其實就是人們對現實的根本判斷與對哲學根本問題的解決密切相關；反過來，對哲學根本問題的回答，也決定了人們對現實的基本態度。因此，首先必須澄清的是：“是僅僅是一個單純的語詞，其含義不過是一團輕霧，還是這個詞命名的東西掌控著西方精神的命運？”
可見，對“是”的探尋，既是海德格爾一生的哲學追求，也是他自覺承擔的一項時代使命。他表示：“‘精神’不是空洞的聰明才智和漫無目的的智力遊戲，也不是理性思維的任意漂浮，更不是世界理性。精神是被預先校準的、對是之本質的自知的果敢。”之所以稱為“果敢”，是因為海德格爾認為：“對追問的焦慮籠罩著西方世界。它迫使各民族繼續走在陳舊而衰敗的道路上，將它們匆忙驅趕回其業已腐朽的硬殼之中。對於任何實際發生的斷裂，它們都寧願將其視為單純的國內政治事務的變體。”這種果敢因此意味著不再自欺欺人，而是直面現實的困境，其具體內容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對哲學根本問題的追問中，面對知識無底深淵的勇氣；二是在精神層面上，面對“諸神遁去”的局面的坦然。二者可以歸結為同一件事，那就是透過思想的激盪，攪起人們的不安，使他們無論在智識上還是精神上都擺脫麻木昏睡的狀態，同時克服對思想和自由的恐懼，從而實現一種“本真”的精神生活。海德格爾明確表示，為此每一個人都應負起自己的責任：“每一個人都要進一步有所擔當，並且擔負起對青年的責任，青年們站在時代……前面。這個時代必須準備變革，否則在其中首先實現的就只會是將地球歐洲化的可怕程序。”
晚年時期的海德格爾
不過，進入晚年，海德格爾從這種激進的思想立場上有所後退，但應該說他始終沒有放棄思想的任務與時代的責任。一方面，他表示：不可能要求一個人看透世界的整體，並在此基礎上提供“實踐的指示”。這種要求無論對個人，還是對思想本身，都顯得太艱難。尤其是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技術的成就已經使人們普遍安於現狀，對哲學日益陌生。“思想因其使命而使自身陷入困境。”因此，只能拒絕回答那些每日必需所提出的實踐性及普遍性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他也始終沒有放棄對思想的期待：“就我們同時代的人來說，有待思考的東西是如此偉大，但我們也許能夠修築一段並不太長的狹窄小徑，作為走向未來的過渡。”
目錄
《具體和可能的“是”——海德格爾思想重探》
唐士其 著
ISBN 978-7-301-34451-4
定價：162.00元
2024年1月出版
製作：賀怡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