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就人均GDP來衡量，最富裕國家是最貧困國家的數百倍；最富裕的前10位國家是最貧困的前10位國家的數十倍。在富裕的國家，人們能夠享受良好的教育、醫療衛生保健和各種公共服務，而在貧困的國家，人們幾乎什麼都得不到。那麼，為什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困？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經濟能夠實現長期的持續增長？為什麼有些國家會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躍出？為什麼有些國家的收入差距較小而有些國家的收入差距很大？
對這些問題，很多學者都進行過研究，提出許多不同的假說，如要素假說、地理假說、文化假說、無知假說以及制度假說等。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就從制度角度回答了這個問題。
雖然諾貝爾獎委員會給每位得主1/3的獎金，但是三位得主的貢獻並不完全相同。其中，阿西莫格魯是三位中的核心人物。這從他們已經發表的成果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對他們貢獻詳細介紹所引用的文獻都可以看出來。一是他們合作發表的論文中，有三位合作發表的，有阿西莫格魯和約翰遜合作發表的，也有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合作發表的，但是沒有約翰遜和羅賓遜合作發表的；二是在諾獎委員會列出的參考文獻中，只有阿西莫格魯獨立作者或與他們二人合作或與其他人合作的文獻，沒有約翰遜或羅賓遜獨立作者或者他們分別與他人合作的論文。
但是，三人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因為他們關於制度與長期經濟增長關係的系列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三人合作完成的。而且，三人各有特點：阿西莫格魯基本上是典型的學院派經濟學家，自從工作之後從未離開過高校；約翰遜則是橫跨學、政、商三界，除了在MIT任職外，還曾擔任IMF的首席經濟學家，也曾擔任美國房利美的董事會主席；而羅賓遜，則從大量的歷史資料、實地考察中為研究提供靈感和直覺。
制度對經濟增長起重要作用的理論研究，並非從他們三人開始。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的主要成就，也是制度對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研究。但是，阿西莫格魯等人並未侷限於諾思的理論觀點，而是透過對殖民制度的研究實證，檢驗了制度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觀點，也就是證明了制度是經濟增長原因的因果關係。
他們比較了歐洲在全世界不同地區的殖民後果的差異。有的殖民地成為了發達國家，像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有的殖民地陷入了貧困，如非洲的大部分國家、南美和拉美的大部分國家。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別？他們的論證表明，這是因為殖民者在這些不同的地區採取了不同的制度。在非洲、南美等大多數國家，殖民者採取的是以掠奪為特徵的攫取性制度，而在美國採取的是以生產為特徵的包容性制度。歷史上不同的制度產生了不同的結果。
那麼，為什麼殖民者在不同地區採取了不同的制度？殖民者是理性的。他們在掠奪更加有利的時候就掠奪；當沒有辦法掠奪的時候，就不得不發展生產。當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到達美洲的時候，恰巧是到了相對比較富裕的地區，這些地方生產白銀等貴金屬。殖民者就在當地掠奪白銀。然而，後來英國的殖民者到達美洲的時候卻是到了北美洲，他們雖然也想掠奪白銀等貴金屬，奈何人煙稀少，根本沒有可以掠奪的白銀。殖民者不僅沒有掠奪到財富，反而差點被餓死。但是，他們同樣發現了“新大陸”，即大量的土地。不過，土地帶不走，最直接的辦法是將本國的農民和工匠等移居到新大陸從事生產活動。
結果，當時南美洲、拉丁美洲當時人口比較稠密、相對比較富裕的地區，由於殖民者的掠奪並一直攫取，成了現在的貧困落後地區；而當時人口稀少、相對落後的地區，殖民者不得不採取了生產性的包容制度，發展成了發達地區。這是典型的“財富逆轉”。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影響了殖民者的選擇，即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如果殖民者到達殖民地之後難以生存下去，他們就會在掠奪之後迅速離開。歐洲的殖民者在非洲基本上就是如此。阿西莫格魯等人採用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建立理論模型，解釋了殖民者在不同國家或地區採取不同制度或做法的經濟根源。
他們進一步從政治和經濟兩個維度，將制度劃分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政治制度決定經濟制度，而經濟制度又決定經濟績效。
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沒有選舉權。由此產生的經濟制度，通常也是攫取性的，是為少數精英人物服務的，制度成為少數人攫取多數人的工具，比如透過市場進入或退出的限制形成壟斷，壟斷就成為少數人最大限度攫取消費者剩餘或生產者剩餘的手段。生產者通常只能夠獲得生產產品的一小部分，生產的動力更多是依靠強制，而不是獲得自身收益的激勵。
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公眾擁有選舉權，具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選舉出來的領導人或當權者是公眾的代理人。當權者的權力來自公眾，公眾有罷免當權者的能力。這就對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或當權者形成了有效的監督或約束。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產生的經濟制度，通常也是包容性的，比如充分競爭的市場。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都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不能夠透過壟斷等手段獲得超額利潤。要想獲得超額利潤，只能夠透過創新。
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很難產生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即使選擇了包容性經濟制度，也難以持續。同樣，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不會產生攫取性的經濟制度。他們對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分析，就進一步打開了制度的“黑箱”，回答了什麼樣的制度有利於經濟增長特別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還對制度進行解構，認為不同型別的經濟制度對經濟活動所起的作用存在差異，財產權保護制度有利於創新和經濟增長，而契約執行制度則有利於金融的發展，因為金融活動是契約密集型活動。
為了深入討論世界上不同國家為什麼會選擇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他們又從國家和社會兩個維度的強、弱上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包容性政治制度不僅僅是權力的分散，同樣還需要權力的集中，即要有一個強國家、強政權。
然而，正如諾思所指出的，強國傢俱有“兩面性”，既可以保護產權，也可能會侵犯產權。強國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需要秩序，最典型的是界定產權、保護產權，而在弱國家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的。但是，又要限制強國家侵犯產權，這就需要有一個強社會與之抗衡或對應。如果是強國家、弱社會，國家就可能侵犯產權，而不是保護產權；如果是弱國家、強社會，則可能會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亂，接近無政府狀態，雖然國家不會侵犯產權，但是不同的公眾或社會主體之間相互侵犯產權；最糟糕的是弱國家、弱社會結構，可能根本無法實現發展。
阿西莫格魯等認為，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或地區形成了這種強國家、強社會的結構，也正是這些國家才實現了長期的經濟增長，成為發達國家或地區。這就是他們所採用的“狹窄廊道”隱喻。
阿西莫格魯等人的理論觀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對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些啟示。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制度越來越具有包容性，從而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從所有制結構上看，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成為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的制度基礎。
第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透過“負面清單”管理等為各類投資公平進入市場創造條件。
第三，在收入分配製度上，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市，都強調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本質上是按照勞動和其他要素在財富創造中的貢獻進行分配，意味著多勞多得，多投入多得。
中國未來仍然需要透過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提高制度的包容性，為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首先，切實貫徹“兩個毫不動搖”，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條件。國有經濟的功能和分佈領域要科學定位，在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前提下，國有經濟“有所為有所不為”；既要避免與民營經濟過度競爭，又要避免透過壟斷等途徑限制民營經濟進入或競爭。
其次，保護所有市場主體的合法財產權和合法要素收益分配權，形成有效激勵，為投資、消費等奠定基礎。
再次，形成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只有不斷創新的社會才能實現快速增長；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以創新作為獲得超額利潤的唯一途徑，充分發揮社會大眾的聰明才智，建立創新型社會。
（作者李增剛為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制度經濟學研究》編輯部主任，主要從事制度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等的研究，譯有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