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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死體驗是一根能夠揭示意識和大腦最本質真相的“探針”，為探尋那些生命隱藏在最深處的秘密帶來一絲光芒。
撰文 | 蕾切爾·努維爾（Rachel Nuwer）
翻譯 | 金燁
幾十年來，弗朗索瓦·德達斯基（François dAdesky）從未向任何人講述過自己的瀕死體驗（near-death experience）。這名生活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退休外交官兼公務員經歷瀕死體驗時只有13歲，當時他因為急性被送進了醫院。德達斯基生動地回憶起當時他看到自己的身體躺在手術檯上，然後他穿過了一條隧道，在那裡遇到了奇異的生靈，他們全身散發著光輝與神性。“你的死期還沒到”，其中一位長者這麼告訴他，德達斯基直覺地認為“他”就是上帝，後者說：“你在地球上的使命還沒開始。”
接下來，德達斯基感到自己“迅速穿越時空，回到世界誕生之初”（本人語）。最終，他抵達了一個花園般的天堂，那裡有很多靈體，德達斯基已故的祖母和一名5歲時去世的童年玩伴也在其中，他們透過心靈感應與德達斯基交流。祖母牽著他的手，將德達斯基帶回了診所，然後他在一陣劇烈疼痛中甦醒過來。
成年後，德達斯基開始竭盡全力探索自己的特殊使命。最終，他找到了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讓世界更美好，”他這樣說道。於是，作為聯合國官員的他曾在201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協助通過了一項關鍵決議。幾年之後，瀕死體驗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德達斯基才開始與家人之外的人分享這段重要經歷。他說：“（因為）我以前一直擔心自己聲譽受損。”
瀕死體驗會跨越時間和文化出現。令人意外的是，據估計總人口中有5%至10%的人擁有瀕死體驗的記憶，其中10%到23%是心臟停搏的生還者。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承認瀕死體驗是一種獨特的精神狀態，能夠為理解意識的本質提供新思路。“我們現在顯然不再質疑瀕死體驗的真實性。”比利時列日大學（University of Liège）的神經科學家夏洛特·馬夏爾（Charlotte Martial）說，“報告瀕死體驗的人確實經歷過什麼。”
美國西雅圖艾倫研究所（Allen Institute）的神經科學家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補充說，那些經歷過瀕死體驗的人在迴歸時，也將“源自這一體驗的全新感受帶了回來，這常常會改變他們的生活”。科赫在自己2024年出版的新書《我即世界》（Then I am Myself the World）中描述了瀕死體驗及其他意識狀態。他表示：“他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麼。”
1975年，精神病學家、內科醫生雷蒙德·A. 穆迪（Raymond A. Moody）出版了《死後的世界》（Life after Life）一書，詳細記錄了患者對瀕死體驗的口述內容。自此之後，以急診醫生為主的一小部分研究人員開始收集有關瀕死體驗的定性資料。那時只有少數研究團隊打算展開經驗性調查，探索瀕死體驗的神經生物學基礎。但他們的發現挑戰了人們長期以來對瀕死大腦的看法，例如心臟停止跳動之後意識幾乎立刻消失。這一發現對如今的臨床搶救實踐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這些操作往往基於對心臟停搏後大腦狀況的理解，但很多觀點其實都已過時。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的神經科學家吉默·波爾基金（Jimo Borjigin）如此說道：“如果我們理解了死亡的機制，那麼就可能創造挽救生命的新方法。”
正如致幻藥物和其他可以改變意識狀態的手段一樣，瀕死體驗也是一根能揭示意識和大腦最本質真相的“探針”。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致幻研究中心（Center for Psychedelic Research）的博士後克里斯托弗·蒂默曼（Christopher Timmermann）解釋說，這類狀態是對意識系統的擾動，“當你對一個系統進行干擾時，你反而能更好地理解其運作機制。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經驗的本質，我們就必須要把處於非常規狀態邊緣發生的事情納入思考範圍。”
△ 來源：Pixabay
此外，瀕死體驗具有重要的存在意義，不過這意義到底是什麼，不論是在科學文獻裡還是在學術會議中，爭議始終不斷。2023年美國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舉行的會議就是如此。這場會議透過死亡、致幻劑和神秘主義的“鏡頭”探索了意識。“我們能在全球主流宗教和傳統習俗中觀察到這些超越體驗，”協助組織會議的紐約大學格羅斯曼醫學院精神病學臨床助理教授安東尼·博西斯（Anthony Bossis）這樣表示。但他仍想追問：“這種體驗是否可能實現更宏大的目的，可以幫助人類逐漸獲得對意識的理解和認識？”這些問題的分量讓針對瀕死體驗的細緻研究以及嚴謹闡釋變得尤為重要，馬夏爾說：“（我們需要）將經驗性發現與信仰區分開來，這很重要。”
01
生死之間
二月，在一個陰雲密佈的下午，馬夏爾正與自己神經科學實驗室的20名成員開會，此時她的電話響了起來。她曾提出要求，如果送到列日大學醫院的患者陷入瀕死狀態，就立刻通知她。
馬夏爾衝向電梯，大約不到兩分鐘她就來到了醫院大廳，縱橫交錯的自動扶梯與幾何圖案不禁讓人聯想到M.C.埃舍爾（M.C.Escher）的畫作。急救醫生，同時也是博士研究生的奧羅爾·安西翁（Aurore Ancion）早已在搶救室裡等候。一張病床上躺著一位留著鬍鬚的70多歲男性，他身上的病號服敞開著，袒露出胸部和腹部。
儘管患者正處在心房顫動發作期間，但他仍然很清醒，還能開玩笑。當安西翁與兩名急診醫生圍著他忙碌工作的時候，這名男士緊張地笑了起來。醫生在他頭上戴上了用來進行腦電圖（EEG）檢測的電極帽，還將兩片氧氣讀數貼片粘在了他的額頭上。馬夏爾則站在後方，透過她的玳瑁框眼鏡盯著一臺膝上型電腦：紅藍兩條帶著尖峰的線開始滾動著出現在螢幕上。對於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來說，這兩條線精準測量著患者大腦的活動情況。
最終，醫生必須麻醉患者，用電擊讓他的心臟恢復正常跳動頻率。馬夏爾和同事希望，來自搶救室患者以及之後的隨訪資料，能為我們瞭解人類接近死亡時大腦中出現的情況，提供迄今為止最詳盡的圖景。
許多經歷過瀕死體驗的人都會描述出一種或一類具體的特徵。他們可能回憶起自己脫離軀殼，從上方實時俯視自己的身體。他們可能穿過隧道，看到光亮，遇到已故的親人或仁慈的化身，產生了一種浩瀚、深邃的洞察力。人們還可能看到自己的人生“走馬燈”，從道德方面評估自己的所作所為，包括自己給他人帶來的歡樂和痛苦。“有意思的是，瀕死的人不會以自身的道德標準來評判自己。”紐約大學格羅斯曼醫學院重症監護與復甦研究主任薩姆·帕爾尼亞（Sam Parnia）解釋說，“他們基於通用標準來評判自己。”
儘管大部分人都使用了熱情洋溢的詞彙來描述瀕死體驗，但仍有一小部分人表示自己經歷了地獄一般的體驗，遇到的不是惡魔就是可怖的虛空。在2019年的一項研究中，馬夏爾團隊發現，在報告過瀕死體驗的123人中，有14% 的人將該經歷歸類為負面體驗，而馬夏爾“確定”這個比例被低估了，因為這種歸類取決於這段記憶令人恐慌不安的程度。
有點兒令人意外的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似乎並沒有表現出更容易經歷瀕死體驗的傾向。不過，有初步證據表明另一類人更容易遭遇瀕死體驗——那些容易經歷快速眼動（REM）睡眠入侵的人。這種情況下，REM睡眠侵入清醒狀態，令人處於半夢半醒之間，一般會持續幾秒到幾分鐘。此時，人可能會有靈魂出竅的感覺，感到好像有什麼人或東西和自己身處一室，或者想動卻無法動彈。2019年，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瑞格斯醫院（Rigshospitalet）的神經科學家丹尼爾·康奇拉（Daniel Kondziella）團隊招募了來自35個國家的1034名成年人，在這個由普通人群組成的樣本中，有10% 的人經歷過瀕死體驗，其中47% 的人報告了REM睡眠入侵，具有統計學顯著的關聯性。
而在沒有瀕死體驗的受試者中，僅有14% 的人報告過REM睡眠入侵現象。
然而，我們仍然對瀕死體驗的神經生物學機制知之甚少。懸而未決的問題有很多，比如這種現象是否由單一的核心機制驅動？還是如蒂默曼所言，人們以一種更多變的方式“理解死亡正在逼近”？包括馬夏爾在內的部分研究人員，正在觀察瀕臨死亡或者正在經歷死亡的人類大腦，希望能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
02
走向死亡的大腦
2023年，波爾基金團隊發表了自己的研究，他們推測這可能是正在死亡的大腦中屬於瀕死體驗的特徵。研究人員分析了四名昏迷患者在摘除呼吸機前後的EEG資料。隨著患者大腦開始缺氧，有兩人大腦內的伽馬波活動矛盾性地開始增多，這類高頻腦波與記憶形成和資訊整合相關。
此前，在使用健康大鼠作為觀察物件的研究中，波爾基金在誘導心臟停搏的過程時也曾見過相同的活動增強現象。在齧齒動物體內，這種增強像潮水一樣貫穿整個大腦。但在人類大腦中，伽馬波的增強主要發生在大腦顳葉、頂葉和枕葉的交界處，這一片腦區涉及意識的眾多特徵，例如視覺、聽覺和運動處理。還有研究發現這片腦區與靈魂出竅、利他行為和共情能力有關。波爾基金解釋道，雖然這些都是瀕死體驗的常規組成部分，卻也無法知道這兩位患者是否確實經歷了瀕死體驗，因為他們沒能活下來向研究人員報告。但“我幾乎能猜到他們可能的經歷，”她這樣說。
2023年一項由帕爾尼亞領導的研究，提供了患者心臟停搏後大腦仍在活動的進一步證據，他在自己2024年出版的新書《清醒之死》（Lucid Dying）中做了詳細描述。帕爾尼亞團隊與美國、英國和保加利亞的25家醫院合作，查看了567名在醫院內經歷過心臟停搏的患者的EEG 資料和腦-氧資料。醫務人員從53名患者中成功收集到了可闡釋的EEG資料。大部分資料表明，在心臟停搏的危險時刻，患者腦電訊號平緩無波。但在40% 的病例中，與有意識狀態一致的神經活動曾短暫地再現過，某些情況下甚至持續了一小時直至心肺復甦成功。
研究中共有53名患者得以倖存。但醫生收集到的資料量太少了，無法在他們對瀕死事件任何潛在記憶與大腦活動之間建立關聯。研究者們成功採訪到了28名生還者，當帕爾尼亞提到瀕死體驗時 ，有6人“回憶起了死亡體驗”。
帕爾尼亞團隊還試圖測試被試的有意識覺察和無意識覺察，包括對靈魂出竅體驗的報告。研究人員在患者頭部附近放置了一塊平板電腦，該平板在被試處於無意識狀態時會播放一組10張的隨機圖片，同時每隔一分鐘透過患者佩戴的耳機反覆播放蘋果、梨和香蕉這三種水果的名字，持續進行 5 分鐘。事後沒有一個心臟停搏的生還者能記住投影圖片。只有一個擁有瀕死體驗記憶的人準確地報出了水果的名稱和順序，但帕爾尼亞表示這可能只是巧合。
帕爾尼亞表示，這項研究為人們如何、為何能回憶起瀕死經歷提供了“合乎邏輯的機制性解釋”。帕爾尼亞表示，當一個人開始走向死亡時，大腦功能會變得紊亂，腦幹反射等行為能力會立刻喪失，但為最佳化日常生活表現而被抑制住的其他行為則會被突然釋放，因為大腦的天然剎車系統已經失效。結果就是，“你的整個意識會從後臺進入前臺。”帕爾尼亞說，這一變化的目的是讓人們準備好進入“全新的領域”：從生的世界過渡到死的世界，帕爾尼亞相信，在後者中，意識會持續存在。
△ 來源：Pixabay
其他科學家斷然拒絕了這一說法。“當你經歷瀕死體驗的時候，你的大腦必須要正常運作才能保留住這段記憶，你必須帶著完整的大腦甦醒，這樣才能提取相關記憶並講述出來。”康奇拉說，“沒有正常運作的大腦，你就無法做到。所以，所有關於瀕死體驗證明大腦之外存在意識的論點，都是無稽之談。”
為此，康奇拉、馬夏爾和其他一些科學家提出了另一套理論：瀕死體驗可能屬於生存策略中最後一搏的一部分。在動物王國中，當某個物種感覺到自己受到了死亡威脅（往往是天敵攻擊），它們都會“裝死”，理論上該行為被稱作“假死態”（thanatosis）。如果“戰或逃”策略失敗了，假死本能就會介入，試圖緩解危機。動物會僵直不動，對外部刺激毫無反應，但大腦卻保持警惕，一旦有機會，就立刻逃跑。“我個人相信演化才是理解瀕死體驗以及它如何出現的真正關鍵。”康奇拉說，“（我們）可以從生物學角度完美、有效地解釋這一切。”
馬夏爾和其他同行也在批評帕爾尼亞的研究方法缺乏嚴謹性。她說，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帕爾尼亞團隊的發現基於患者EEG的視覺讀數，而非“恰當的統計學分析”。而帕爾尼亞則說自己採用了標準方法讀取EEG資料，和“全世界所有醫生”在臨床實踐中使用的方法一致。他還繼續補充說，那些批評自己研究的人“忽視這項研究只是因為他們不喜歡罷了”。
在馬夏爾團隊最新的研究中，他們計劃使用最嚴謹的方法收集約100名患者的主觀、客觀資料，除了 EEG和腦-氧讀數之外，還有對生還者展開的若干輪隨訪和問卷調查。列日大學團隊也在嘗試更周詳地評估關於靈魂出竅體驗的說辭。大約79% 有過瀕死體驗的人報告說感到自己離開了身體，一些人甦醒後能知道一些他們似乎不應該知曉的環境細節。“我沒說這都不是真的，但我們想要客觀地檢驗這些說法。”馬夏爾解釋道。
為此，她和自己的同事重新佈置了醫院的搶救室，添置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物品和圖畫，有些甚至隱藏在只有天花板附近的視角才能看到的地方。當患者身處搶救室，包括在有意識的狀態下，團隊每分鐘都會播放一段音訊，裡面報出各種單詞以及動物發出的聲音。他們之後將對被搶救回來的受試者展開隨訪，測試他們是否能回憶出任何圖片或聲音，另外還會使用錄影來對比人們的記憶與實際情況。
03
替代性研究
研究瀕死體驗還有一種更簡單的方法：可以透過催眠、誘導昏迷以及致幻藥物等相對安全的替代手段進行。這些方法都不會產生真正的瀕死體驗，但它們觸發的狀態可能與瀕臨死亡的大腦相似。2018年，蒂默曼、馬夏爾等人共同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將瀕死體驗與N,N-二甲基色胺（DMT）觸發的效果做了對比，DMT是南美植物製成的迷幻飲料“死藤水”中可改變意識的成分。人體也能自發產生微量的DMT。“有人推測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瀕死體驗的基礎，但資料仍處於非常初級的階段。”蒂默曼說。
在研究中，13名自願參與研究的受試者在實驗條件下接受了DMT靜脈注射，隨後根據常用於衡量瀕死體驗的量表給自己的體驗打分，該測量表於1983年由美國精神科醫生布魯斯·格雷森（Bruce Greyson）所創。研究人員對比了DMT組的分數和馬夏爾團隊從2016年就開始收集的瀕死體驗資料庫中其他人的主觀描述內容。（該資料庫囊括了約2000份描述，任何聲稱有過瀕死體驗的人都能聯絡列日大學團隊，填寫一份長長的問卷調查。）
△ 來源：Pixabay
馬夏爾說，他們發現DMT與瀕死體驗組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兩組人都描述感到自己進入了一個超凡脫俗的領域。他們脫離身體，遇見神秘生靈，看到一道明亮的光，還報告感受到了平靜、團結和喜悅。而唯一的顯著差別只是瀕死體驗組的人會更頻繁地感到自己曾極度接近有去無回的生死邊界。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學家羅蘭德·格里菲斯（Roland Griffiths）是研究裸蓋菇素（psilocybin）的先驅。這名去年10月過世的學者，曾在 2022年和同事報告了相似的發現。研究者比較了3192人對瀕死體驗、致幻藥物或非藥物誘導幻覺的報告。他們發現，這種神秘體驗對三組人中所有受試者的長期影響“驚人地相似”，這包括對死亡的恐懼感減弱，以及在體驗中獲得的洞察力所產生的持續積極影響。
在馬夏爾、蒂默曼團隊另一項正在接受同行評審的研究中，團隊採訪了31名同時經歷過瀕死體驗也服用過致幻藥物（如LSD、裸蓋菇素、死藤水、DMT或麥斯卡林）的被試，以瞭解他們對這兩類事件異同點的描述。受試者報告說，瀕死體驗中感官體驗更強烈，比如靈魂脫離身體的感覺，但致幻藥作用過程中視覺畫面感更強烈。不過兩組人都報告了關於靈性體驗、連線感和更深層次的意義感。
在比較這些神秘體驗的時候，“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共同點是對於愛的深刻感受，一切都是愛，意識也是愛。”博西斯講述到，他研究的課題是裸蓋菇素對癌症末期患者的作用，主要關注這種致幻劑緩解臨終痛苦，增強精神力，為生命提供更強烈的意義和完滿感的效果。他說：“還有一種超越我們已知時間的感覺，以及對生死之謎更強烈的接受感。”
對蓋伊·範德·林登（Guy Vander Linden）這位比利時布魯塞爾的退休政府官員來說，他的瀕死體驗仍然是一份“禮物”。這段經歷發生在1990年一場嚴重的腳踏車事故之後。他感到自己被排山倒海般的愛所包裹，迸發出深深的“精神靈力，但與宗教信仰無關”，他這樣描述道。此外，他還體驗到一種遼闊感，好像“自己既是一切，又是虛無”。
出院之後的範德·林登彷彿換了一個人，他說自己對死亡的恐懼蕩然無存，因為他現在知道“死亡在某種程度上挺棒”。他不再看重物質價值，處理掉了自己的車和兩處額外房產。他強烈地想要透過書籍和會議向他人分享自己的瀕死體驗。這些變化還影響到了他的人際關係，包括他的妻子，那件事情之後他們就離婚了。“她說我瘋了。”範德·林登回憶道，“帶著別人未曾有過的經歷回來，反而導致我們衝突不斷。”多年後，他仍能感受到那種在瀕死體驗中，沐浴在他認為是宇宙意識的清澈光芒中時的那種愛。
無論人們如何闡釋瀕死體驗，對這種神秘體驗的研究都可以拓展搶救與復甦的邊界，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意識與大腦，併為探尋那些被生命隱藏在最深處的秘密帶來一絲光芒。
本文選自《環球科學》2024年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