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地上望星空
窯洞文化撞擊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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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人，而且都是聰明人，在同樣的時間犯了同樣的錯誤，這是經濟危機的重要現象。企業家的本職工作就是預測未來，判斷未來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如果說大部分的企業家判斷同時出問題了，那究竟是什麼原因？
這次經濟危機
也是宏觀經濟學的危機
經濟教科書有一個最簡單的假設，經濟是單一的產品，這個產品叫“GDP”。這個單一產品的假設有時候會導致非常荒唐的結論。比如說，一個人花100萬蓋一棟房子，另一個人花100萬造一門大炮，然後用大炮把房子炸了，結果是，社會財富損失了200萬，但統計上，我們的GDP反到增加200萬。這就是隻關注總量分析的迷誤。
宏觀經濟理論第一個問題，就是不看結構的問題，只看總量。在宏觀經濟學裡面，GDP又分解為消費、投資加淨出口所謂的“三架馬車”。比如，在一個經濟中，消費佔比60，投資佔比35，淨出口佔比5；另一個經濟是消費佔比80，投資佔比20，淨出口佔比是0，這兩個經濟被假定是可以互換的。假如投資掉了15，淨出口的5沒有了，政府可以透過擴大內需，把國內消費由60增加到80，這個經濟馬上就恢復了。這是大錯特錯。第一個經濟和第二個經濟是完全不一樣的，儘管他們在總量上是相等的。大家多吃多穿，我們的鋼材生產能力的過剩問題能解決嗎？水泥生產過剩問題能夠解決嗎？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現在面臨的都是結構的問題，而不是投資不夠了就增加消費，消費不夠了就想辦法出口。我們中國出口給外國人的東西，未必就是我們中國人能夠消費的東西。中國是生產假髮最多的國家，有多少人能夠消耗這些假髮呢？
還有就是假定貨幣隻影響總量，而不影響結構，比如對相對價格和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的影響。實際上，貨幣不是中性的，誰先拿到貨幣誰就佔便宜，誰後拿到貨幣誰就吃虧。假如現在貨幣總量增加一倍，都放在我手裡，意味著我從你們每個人手裡面剝奪一半的財富，而不是簡單所有的價格增加一倍，因為我的需求結構和你們不一樣，價格結構和原來就不一樣了。貨幣對經濟的影響都是透過相對價格的變化而發生的。由於忘了這一點，宏觀經濟的政策有一個目標：CPI保持穩定。這就大錯特錯了。80年前的1929年發生的大危機和這次危機之前，CPI都沒有太大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經濟出現了大問題？就是價格穩定並不代表宏觀經濟是正常有效的。
我們分析宏觀經濟，一定要理解國民經濟是由不同的部門組成的，每一個部門的波動是不一樣的。我們看實際的例子，2007年10月以來到2009年2月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基本的特點是，經濟在高漲的時候，重工業增長的速度遠超過輕工業，而經濟走低的時候，輕工業增加的速度也超過重工業，我們怎麼可以說由於消費不足導致了衰退呢？顯然不是的。再如1999年到2009年幾種價格指數的變化，包括生產資料出廠價格，工業品出廠價格，和消費品價格，經濟在高漲的時候，越到上游，生產資料的價格漲得越快，消費品不怎麼漲，而經濟到下滑的時候，就倒過來了。可見，生產資料相對於生活資料的價格變化更大。這關乎到宏觀經濟當中的重要問題，也許CPI很穩定，物價很穩定，但是上游原材料價格暴漲的時候，預示著經濟要出問題了。如果我們僅僅看CPI，我們覺得這個經濟很正常，這是格林斯潘幾年前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我的宏觀經濟沒有問題，因為我的價格很穩定。但是資產價格、原材料價格暴漲他就不考慮。但我們要明白，不能把貨幣理解成為中性的，只關注總量，不關心結構。
物價指數的下降現在被認為是很可怕的事情，物價下降就當做蕭條。從歷史上看，通縮和經濟蕭條沒有必然的聯絡。從1873年到1896年，西方許多國家的價格水平年平均下降2%左右，但沒有帶來蕭條，相反，生產水平年平均增長了2%—3%。美國1870年到1879年這十年間，價格水平平均每年下降1.8%，但這10年是美國曆史上增長的黃金時期。現在我們習慣了通貨膨脹，而不習慣於通縮收縮，看到物價水平下降，我們就著急，就要注入貨幣，幫助它提起來。經濟正常的狀態應該是什麼？就是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提高，物價略有下降。物價略有下降，是所有人分享到了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但是，政府不讓它下降，就要增加貨幣，誰拿到增加的貨幣，誰就佔有經濟增長的好處，而其他人很難分享到這個好處。貨幣對經濟的破壞在於對結構的破壞，政府穩定物價的時候，實際上注入了太多的貨幣，這個時候扭曲已經開始，當他發現問題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現在宏觀經濟學還有一個錯誤，把儲蓄理解為“罪惡”，而不是一種美德。如果說儲蓄是一種“罪惡”的話，美國人的消費那麼高，為什麼美國會出現問題呢？我們所有的技術進步都離不開投資，投資只能來自於儲蓄。從歷史來看，早期經濟學家把儲蓄看作是美德，但自凱恩斯之後，儲蓄變成了“罪惡”。很多人說為什麼經濟下調了，因為儲蓄率太高了。大家都說中國的儲蓄率太高了，但是高到哪去了？中國的家庭儲蓄1996年的時候佔到GDP的20%，到2006年的時候佔到16%（印度是22%），同期，企業的儲蓄由13%到20%。企業的儲蓄，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儲蓄，有多少是好的，多少是不好的，這才是應該分析的重點。企業的儲蓄就是投資，這些投資是不是有效率，如果不是，就會產生過剩的生產能力，恰恰是導致經濟危機和經濟下調的原因。
美國人多年來一直到危機之前都不儲蓄甚至是負儲蓄。美國政府現在要鼓勵美國家庭儲蓄呢，還是應該鼓勵他消費呢？他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講的理論基礎就是有問題的。按照宏觀經濟學的說法，有一個乘數效應，如果收入的1塊錢裡面，8毛錢消費，2毛錢儲蓄了，國家投資1塊錢，GDP就增加了5塊錢。如果你的收入裡面9毛9都消費了，就是投資1塊錢，GDP就增加了100塊錢。這是非常荒唐的。
宏觀經濟學把目的和手段顛倒了，我們看看GDP的公式，所謂三駕馬車：GDP=消費+投資+淨出口，增加消費就能增加GDP。實際上，恆等式不是因果關係，我的收入等於買車花了多少錢、買房花了多少錢，等等，但不是說我多買了一輛車，我的收入就多增加了十幾萬。GDP本來是我們的一個手段，我們的目的是生活得更好，大家的消費可以持續地增長。現在倒過來了，為了維持GDP的增長，號召大家增加消費，目的和手段完全顛倒了。
再看看投資。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增加未來的消費，我今天花1塊錢投資，以後明天、後天可以消費2塊、3塊錢，這是我們投資的目的。現在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理論怎麼解釋？投資是為了今年GDP的增長。這個區別非常重要。如果投資是為了未來的消費，每一塊錢的投資必須帶來足夠多的收益才值得做，但是如果投資是為了今年的GDP的話，我們不需要關心投資在哪，只要錢花出去就行了。
這樣你就可以理解我們現在的宏觀政策多麼的混亂，因為目的和手段顛倒了。為了GDP而消費，不是為了消費而創造GDP；為了今年的GDP而投資，而不是為了未來的消費、未來的財富而投資，這樣怎麼能夠保證投資是有效率的呢？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各國政府、各地方政府的思路，我今天投資1塊錢，一年後報廢了，投資之後有沒有效率，我不關心，因為我關心的是今年的GDP。如果我們的出發點不是為了有效的投資，就根本不可能保證投資的有效率。
政府如何應對危機
我認為，這次危機是由於貨幣太多引起的，不是太少引起的。太多的信貸、太多的投資、太多的消費，出現問題後，我們繼續為經濟增加貨幣，就回到剛才講的，投資不行了就增加消費，消費不行了就增加投資。其實，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我們要尋找更加有效的方法，要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把我們的企業做得更好。
中國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不是總量問題，或者說沒有結構問題就無所謂總量問題。除了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我還要加一條，所有制結構，我們那麼多浪費性的過剩生產是哪來的？很多是我們的政府做的。國有壟斷企業賺錢沒有人分紅，又不能發太多獎金，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投資，亂投資。
市場是調節結構問題最好的辦法。應該使我們的價格制度、工資制度、就業制度變得更加靈活，而不是像現在這麼僵硬。如果在去年我們不透過勞動合同法——這裡有一些條款對中國經濟的傷害是很大的，我們這次調整就要輕鬆得多。現在包括老闆和員工之間，原來還有人性化的管理，現在我們都用堅固的防範，都把對方當成小人來看待，影響很不好。勞動的制度變得僵化了，我們的調整就會變慢。企業玩不下去了，該裁員就要裁員。只有市場不斷調節，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失業的問題才能有效地解決。
我也非常同意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我們的國有部門仍然壟斷了很多行業，我們很多的投資仍需要政府進行批准。小攤小販是一個問題，除了小商小販，大商大販也放不開。只有自由競爭的權利，經濟才能真正的恢復。
減稅我也同意。政府要考慮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困難時期，政府要寬宏大量一點，要看得更遠一點、更寬一點。日子難過大家要分擔，大家都有困難，每人分擔一部分。世界也好、中國也好，不能靠消費來解決問題。假如從現在開始，所有的工資不發錢了，發消費券，三個月就過期，那就都消費了，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嗎？不能解決。還有一些振興計劃，有些是可以振興的，有些是不能振興的，它已經過剩了，已經產能超過20%、30%，三年之後超過了50%、100%，那問題就更大了。
企業如何應對危機
第一點，企業家一定要回歸到企業家的本性，企業家的本性就是發現市場。我們看到生產過剩了，一定有沒有被滿足的市場，你要很好地觀察，很好的研究它，找到它。
企業家在困難的時間應該各地都走一走。很多人變成企業家是怎麼變成的？就是由旅遊變成的，他發現這個地方人沒吃的、沒穿的，竟然有這麼多資源，就發現了市場。有一些企業原來是出口型的，面臨了困難，你沒有訂單了，別呆在家裡，你要出去看看，是中間商還是哪裡出現了問題，一定要回歸企業家的本性，尋找市場。
第二個要利用好價格機制。該降價就降價，不要老耗著、拖著。應該說萬科的王石是好榜樣，2008年他降房價的時候很多人都罵他。現在證明人家是對的，人家降價不是說思想有問題，提前降價現金流就回來了。每一個企業家都要考慮降價，尤其是困難的時候，你現在定多少價應該看未來，看邊際成本。
第三點就是制度創新。中國的企業家是非常擅長制度創新的，這是我們這30年不斷走過來的原因。政府可能出臺一些政策，有些是對的，有些是不對的，越是不對的政策，越需要制度創新來糾正。我想提到一個例子，1989年中國經濟危機的時候，經濟增長掉到3.8%，民營企業、鄉鎮企業怎麼應對這次危機的？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讓工人不領工資，然後把他的工資變成股份，就解決了問題，這些企業就活過來了。這就是制度創新，我們的企業家要在這方面多動腦子。
還有技術創新。如果你能夠降低成本，你就可以有市場，原來經濟繁榮的時候，大家花錢如流水，現在精打細算了，你在降低成本方面創新能夠做什麼？我去西安調查，一個生產汽車齒輪的企業，做得非常好，因為他用低成本的辦法，他的市場很快就恢復。
還有就是自主品牌建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面臨的困難就沒有那麼大，不像純粹做OEM的，中國企業過去一直強調“貼牌”，危機的時候，那些和你訂貨的人不訂貨了，你可以創一個自己的牌子，用你自己的牌子就可以賣了。
還有就是產業重組。中國的行業集中度太低，這次危機恰恰是提高企業集中度最好的機會，行業的兼併一定要出現。大家不要想著企業死了資產就沒有了。一個企業死了，他的優質資產被人拿走了，而不是說這個資產就一把火燒了。這是所有權變革的過程，結果是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
還有，我們的企業家一定要在危機中學習。尤其是最近成長的企業家，沒有過過艱難的日子，不像先輩的企業家，一開始過的日子非常的難。透過學習，以後頭腦不要那麼發熱了，看經濟總是看那麼幾條曲線，有些部門高價格的時候，後面的問題就出來了，無論是地產還是股票市場，只要價格太高，後面一定出問題。
我們也不要太悲觀。預計再過30年，中國的企業裡面一定有一些會和世界的大企業“稱兄道弟”。條件很簡單，研究一下美國企業的歷史，就是市場經濟。人類的歷史就非常的清楚，沒有哪一個政府靠自己能把經濟搞好的，只有靠企業家的作用，靠市場自發調節。我相信中國在危機的時候會多做一些改革，而不是僅僅花錢搞刺激。如果我們的企業家更多承擔企業家的責任，去發現市場，我們經濟復甦的速度就會快一點。
本文由作者在2009年5月光華深圳分院十週年論壇上的演講整理而成，收入作者《市場與政府》一書，西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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