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毛克疾】
自莫迪2014年上任以來的10年，印度經濟發展較快，最快於2027年就有望成為全球GDP總量排名第三的經濟體，被西方和印媒吹捧為“有望替代中國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新中心”，也因此被視為中美戰略競爭中的關鍵搖擺力量。
然而，如果仔細分析這一時期印度經濟的實際表現，就不難發現：
“印度奇蹟”，名不副實。
莫迪10年“經濟奇蹟”究竟靠什麼支撐？
據CEIC，按各行業2014年三季度至2023四季度對GDP增長的平均貢獻計算，莫迪10年“經濟奇蹟”的前三大支柱行業均屬服務業：一是金融、保險、房地產及商務服務，合計貢獻25.23%；二是貿易、酒店、交通和通訊，合計貢獻24.39%；三是社群、社會和個人服務，合計貢獻14.40%。三項相加的GDP貢獻度常年超過50%以上，隨後才是製造業（13.92%）和建築業（9.45%）。
也就是說，服務業——而非盛名在外的“印度製造”——才是印度近10年來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由於服務業產業鏈條和叢集效應遠弱於製造業，這種服務業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造成印度長期就業崗位不足、貨物出口乏力、貿易逆差過大等問題，也導致貧富分化加劇、產業缺乏聯動等系統性弱點。在經濟起飛的關鍵階段，印度GDP年均增速之所以難以達到2位數的“東亞水平”，製造業發展不足正是核心原因所在。
印度各行業GDP增長貢獻度
與此同時發生的是，莫迪主政以後，印度製造業貢獻度不升反降。
從製造業各季度平均GDP貢獻度看，莫迪執政前（2005年二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為16.53%，而莫迪執政期間（2014年三季度至2023年四季度）反而降至13.92%。此外，莫迪執政後GDP貢獻度增幅最大的行業是社群、社會和個人服務，貢獻度增長達3.23個百分點。
印度製造業各季度GDP增長貢獻度
從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看，莫迪執政後製造業比重沒有逆轉長期下滑趨勢，至2023年已降到12.84%，為1960年以來最低水平。同時，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則屢創新高，2023年已達49.8%。作為對比，孟加拉國、越南製造業增加值的GDP佔比分別從2014年的16.61%、20.37%增至2023年的22.34%、23.88%。
印度製造業和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
這些資料表明，印度並未改變經濟高度仰賴服務業的路徑依賴。
儘管如此，在美國及西方實施“友岸外包”策略的大背景下，莫迪政府依舊努力將印度塑造為“替代中國”的最佳選擇。然而，若看實際資料，與2017年中美經貿摩擦前相比，2024年6月中國佔美進口份額下降8.8個百分點，但同期印份額僅從2.1%上升0.6個百分點至2.7%，遠低於越南的2.3個百分點和中國臺灣的1.9個百分點。
換言之，“印度替代中國”的設想難以站住腳，印度對華產業鏈供應鏈的替代作用實際上被嚴重誇大。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印度借重其龐大的國內市場和關稅壁壘成功吸引多家外國企業赴印投資設廠，但由於其製造成本居高不下，印製造業出口仍嚴重缺乏價格競爭力。因此，新增赴印產能大多“在印度，為印度”，而非“在印度，為全球”，這表明印度對華產業鏈供應鏈地位的替代至少目前看並不顯著。
客觀看清成色、冷靜看透底色
在西方媒體和印度自身長期營造的盛名之下，印度經濟表現其實難副；利益相關方近年來熱衷鼓吹“印度崛起”敘事，尤其是引導塑造“下一個全球製造業中心”的話術不合實際。
而探究這一現象背後的根本原因，在於印勞動力素質較低、徵地制度僵化、勞工制度嚴苛、營商環境惡劣等內生制約因素仍未改善，嚴重阻礙印釋放自身產業發展動能。
近年來，海外投資者已逐漸認識到印度經濟的真實底色，FDI（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下滑嚴重，同時結構未見改善。
從總量看，印度利用FDI的規模在2020年達到歷史最高的4.79萬億盧比後持續走低，且佔全球新興市場國家（除中國）的比重也大幅下降，從2022年18%的高點降至當前的8%以下。
從結構看，印近年來吸收FDI流入的主力行業仍是服務業，特別是通訊和計算機服務業。製造業利用外資佔比在莫迪上臺後反而走低，不僅沒有改變印增長的傳統路徑，反而加劇服務業依賴外資的程度。
考慮到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同生態位經濟體於同一時期內在專業領域利用外資空前活躍，印度當前遭遇的FDI困局其實更多反映出印度內生問題的嚴重製約，而非美聯儲加息、全球地緣局勢惡化等外部因素的衝擊。
資料圖：印媒
印度經濟看似風生水起，實則“脫實向虛”“赤字高企”等內生風險不斷累積。
一方面，印度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服務業，導致韌性較低。IT、金融等服務業部門吸納就業和創造出口能力有限，且對海外需求依賴度較高，因此全球市場形勢變化在印度反而容易被放大，催化衝擊經濟執行的劇烈波動。
另一方面，驅動印度經濟增長的基建等部門過度依賴債務驅動，易形成風險積聚。莫迪政府主要以政府發債融資補充基建資金，而近年印一般政府赤字佔GDP的比重約10%，是新興市場國家均值的兩倍有餘。其中，僅利息支付就已佔印政府支出的20%，未來還可能對財政投入的可持續性和經濟增長穩定性產生衝擊。
當然，印度在基建等領域的突破性進步值得重視，特別是其中長期效果值得關注。
莫迪政府在2014年至2023年累計投入43.5萬億盧比用於基建，初步扭轉投資佔GDP比重下滑的趨勢，標誌著印經濟或從“國內消費單一拉動”轉向“消費、投資等多駕馬車共同拉動”。從交通運輸、通訊、電力等行業看，印度基建水平提升較快，較好發揮正外部性，有效降低經濟執行成本，更好吸引製造業投資。
不過，印透過借債補齊基建短板的有效性仍有待觀察。印借債補短板的前提是“基建長期回報率高於政府借債融資利率”，但是印10年期國債收益率當前已高達7%，若其經濟發展乏力、基建回報不及預期，則難以維持現有基建強度，甚至有可能陷入“超前基建”的陷阱。
對印度，既不能輕視，也無需高看
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面對印度這個全球除中國外唯一10億人口級別的超大規模國家，我們既不能被舊有的偏見和成見所綁架而輕視印度，認為印度一無是處、發展無望，以至於在涉印重大事項上掉以輕心，犯下難以逆轉的戰略誤判；也不應盲目跟隨其他利益相關方圍繞“印度奇蹟”炮製的話術泡沫而高看印度，給予印超過其本身實力和水平的“超規格待遇”，以至於客觀上幫助印度提高策應貼靠美國實施“友岸外包”“中國+1”的能力。
總體上，於中國而言，最理想的方針應是重視印度，圍繞印度政治經濟的遠期潛力、中期趨勢、近期動態開展有針對性的研究，特別是透過細顆粒度的行業資料探勘和政策案例研究，進一步看透、摸清印度經濟的底色和成色，並在此基礎上制定既利當下、更利長遠的經略印度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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