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文
隨著春節前廣州、上海、蘇州三個大城市接連按下“放鬆鍵”——廣州放開了超120平米住房限購、上海放寬了單身非戶籍居民的購房條件、蘇州則接近全面取消限購，自2010年開始就在國內主要城市逐步推行開來的“樓市限購令”，出現了更明顯的鬆動訊號。
這兩年，在房地產市場已出現根本性轉變的背景下，最佳化調整樓市政策幾乎成了各地的共同動作，取消限購也在最佳化調整選項之列。截至2023年底，全國絕大多數二線城市和所有三四五線城市都已全面取消限購。只不過，此前放鬆限購的城市名單中並沒有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天津、成都、西安、杭州等新一線城市也仍在限購中。
而今，穗滬蘇三地相繼調整限購令，這意味著，取消樓市限購的“風”終究還是吹到了一線城市。鑑於一線城市的風向標意義，接下來，最後的幾個“堡壘區”聞風跟進是大機率事件。不少房地產專家就預言：
2024年是全面取消限購的重要一年，政策層面必定會在2023年區域性放鬆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著眼長遠看，樓市限購令已經來到離徹底退場越來越近的節點。考慮到當下很多樓市景氣度在低谷，對那些大城市而言，取消限購令已容不得“觀望觀望再觀望”的遲疑和“走三步退兩步”的反覆，而是宜早不宜遲，該一步到位的就不能再擠牙膏，該徹底取消的就不能再“留尾巴”。
肇始於2010年4月的樓市限購令，是應當時房地產市場供不應求的形勢而生。在過去十多年裡，樓市限購幾乎成了各地標配的需求側調控政策手段——資料顯示，全國最多時有超過100個城市實施住房限購政策。
本質上，住房限購令就是用抑制需求的方式來摁住樓市過熱的勢頭，“限”背後是強化有形之手的行政調控張力。
近幾年，我國樓市已出現“多年未有之大變局”，去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指出，“我國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已發生重大變化”。這在供需端皆有體現：供給側，房地產企業的“三高（高槓杆、高負債、高週轉）”模式已難以為繼，到了不轉型不行的時候；需求側，二線以下城市房子普遍過剩，結構性的供需失調問題就擺在那裡；投資端，房地產投資萎縮明顯。
為了穩樓市，自2022年起，國家層面已出臺了很多措施：對房企，“三支利箭”分別從信貸、債券、股權三大融資政策上給予支援。對購房者，發購房補貼、提貸款額度、降首套利率，能用的招都用上了。
為房地產行業“輸氧”可以理解，但不能一邊卡著脖子一邊“輸氧”。正如經濟學家馬光遠所說的，房地產不需要“救”，但需要“糾”——糾偏的糾。而最該糾偏的，就是以“四限（限購、限售、限貸、限價）”為典型的非市場化限制。
畢竟，“限”字訣很容易抑制樓市正常的流動性，若短期措施長期化，勢必會造成供需的扭曲。
眼下的房地產市場需要“輸氧”，也需要先挪開那隻卡在脖子上的手——取消限購就是鬆手。這就要求儘早邊際最佳化，讓樓市告別“政策市”、恢復市場化，避免刻舟求劍，切忌將過去在市場長期過熱階段的做法（包括限購限價等）沿用到過冷階段。
去年8月，北大經濟學教授姚洋就表示，要堅決停止各種限購限價措施，“我們需要轉變思路，為什麼現在出臺的政策沒用，因為力度不夠，比如認房不認貸這種措施沒什麼效果，就應該明確停止限購、限價……讓市場自動調節。”
全面取消限購是大勢所趨，大城市也不例外。但就目前看，部分城市在限購上的調整節奏或鬆動幅度跟市場預期仍有不小的“溫差”。
揆諸現實，無論是房企接連爆雷，還是上下游產業跟著受創，都需要儘早解除那些非市場化限制。可從“認房又認貸”等政策調整節奏和房企融資白名單等政策落實情況看，很多地方動輒慢反應、不響應。這帶來的市場鏈式反應和信心提升效果都很有限。
取消限購，理應避免“該及時卻不及時，該徹底卻不徹底”的問題。若取消限購條件已經成熟，那該一步到位的就得一步到位，而不是在迂迴漸進中錯失提振市場信心良機。
萬事逃不脫週期律。沿用了十多年的樓市限購令，已經到了該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刻。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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