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七月，國青在世青賽上輸給德國後，陳濤回到國內看望恩師高豐文。
師徒相談許久，高老爺子似乎一直有話想說，幾次遲疑後終於開口：“陳濤，你個人怎麼看克勞琛，他的水平到底怎麼樣。”
陳濤回答得很實在：“我覺得克勞琛這個教練是有一定水平的，他在理論上非常強。但我覺得足協應該給他配一個帶隊能力強的好助手，他帶隊的時候有點跟不上。”
聽了陳濤的說法，高豐文長吁一口氣：“世青賽前，媒體上全都是說克勞琛不行的。這次世青賽你們打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樣，我想這裡面不可能沒有克勞琛的作用。”
當時國內的輿論對克勞琛近乎於苛刻，二零零五年初，有記者問到他對足協掌門人換屆的看法，克勞琛表態得很明白。
“我們只談足球，只談這次選秀，任何有關政治的事情都不要問我，這是中國足協的事。”
《體壇週報》對此做出解讀，“面對足協領導的更迭，俱樂部的種種不合作，老克選擇了迴避，同時也把一切推給了中國人。”
隨後克勞琛帶領中青隊在八強戰中憾負德國，在輿論的加持下，離開已經成為定局。
彼時的陳濤正籌備著出國留洋，他未曾想過自己會被瀋陽金德折騰到職業生涯報廢。
克萊楓丹
“和德國小鎮巴特基辛根相比，克萊楓丹如何。”
“不好比，一個小鎮怎麼能和法國的國家訓練中心相比呢。”
後來人們才知道，這是一段足以定下克勞琛命運的對話。
國家體育總局任命“龍王”為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時，他對媒體訴苦，說自己是在上任前幾十個小時才知道要到中國足協去上班的，是一個外行。
不過陳培德卻透露，其實當年是其主動向體育總局請纓前往中國足協“組閣”的。“龍王”為什麼要說謊，現在無法去追究，但他似乎並不像人們看到的那樣“敢說真話”。
二零零五年六月，這支剛剛組建的足協班子跟隨國青隊出征世青賽，在國家隊一片亂象的前提下，人們寧願相信他們前往荷蘭是為了挽救國青隊。
不過也有坊間傳聞稱，這次歐洲行除了征戰世青賽還有另一個目標，就是和法國接洽，用法國小鎮克萊楓丹取代德國的巴特基辛根，成就“謝時代”的北京奧運大業。
這是又一個關乎政績的行動，相比閻世鐸，他們有更充分的時間規劃。
閻世鐸時代，“零八之星”計劃倉促上馬，而德國促進旅遊的小算盤正好契合當時國內足球的氛圍。於是在巴特基辛根，國內媒體能夠獲取的資訊概括起來就是，“中青隊吃住很不理想，當地的旅遊業卻迅猛發展。”
七月底，克勞琛與中國足協進行了一天的會晤，但他的請求最終被婉言拒絕，以私人名義來華的他徹底絕望。這也宣示著，閻世鐸時代的“中德計劃”流產。
對於中國體育界來說，盡全力備戰好北京奧運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為了賭贏這一局，中國足協的海外集訓計劃應運而生，不過這個“海外”的選擇從德國改成法國。
無論克萊楓丹是否成行，克勞琛都不會出現在足協的考慮範圍內。對於新的足協領導班子來說，沿用老邁的德國人呈現出來的就不是革新的意味。
大國家隊
二零零五年對於“龍王”來說是充滿美好回憶的一年，國青隊在荷蘭世青賽小組賽中打出中國足球的骨氣。東亞四強錦標賽上，朱廣滬率領著中國隊以不敗的戰績奪得冠軍。
九月二十六日，國少隊在世少賽中排名第七。十月六日，國足在澳門舉行的東亞運動會上奪得冠軍。縱觀整年，唯一的遺憾就是亂點鴛鴦譜讓裴恩才出任女足主教練。
二零零六年，喜歡調研的謝主席在年初的足協研討會上，第一次向足球開炮。
“如果我們自己業內自律能力很差，足協管理水平很低，我們聯賽還是像那麼混亂，這個聯賽是不是暫時停下來，咱們把它整頓好再上馬。”
這是變革的前兆，至於到底怎麼改，歷史已經給出答案，大國家隊。
在幾大洋帥先後出局後，外界預測一段時間內，外籍主帥將不會出現在足協管轄的任何一支國字號球隊中，但這個傳言在二零零六年底就被“龍王”自己打破，這源自於足協在這一年所經歷的一切。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傳統賽事土倫杯中，中國國奧隊不敵東道主法國隊無緣決賽，當時這支球隊的主教練是賈秀全，這是北京奧運隊的第一次豎旗。
七月，重新執掌教鞭的馬良行在女足亞洲盃決賽中擊敗澳大利亞，時隔七年再次奪冠。九月三日，在第三屆女足世青賽決賽中，朝鮮五球大勝中國。
十月二十一日，足協做出最重要的一次任命，塞爾維亞人杜伊成為國奧隊主教練。
二零零七年新年剛剛開頭，中國國奧隊在歐洲的驚天一架，開始了麻煩的一年。
七月亞洲盃，在打平即可出線的情況下，中國隊被淘汰，這是自一九八零年以來中國隊首次無緣亞洲盃複賽，隨後朱廣滬請辭。
二零零七年，中國足球全線告負，矛盾與紛爭不斷。在經過蜜月期後，新一屆足協班子終於品嚐了中國足球的苦味。
克勞琛
杜伊上任後，經過四十餘天的歐洲拉練，克勞琛當初所留下的國青底子，已經有很多人淡出主力陣容，他正在打造一支全新的“杜家軍”。
二零零六年多哈亞運會時，還有人說杜伊完全是在吃克勞琛的老本。從之後的國奧大海選開始，杜伊開始逐漸發掘和培養具有鮮明“杜氏風格”的球員。
原來在克勞琛體系裡舉足輕重的隊員開始淡出主力陣容，如蒿俊閔、苑維瑋等人。
在賀歲杯的首發陣容中，曾誠、趙銘、戴琳、呂建軍、於海、沈龍元、李微、姜晨悉數出場，他們均屬於“非克勞琛系”。
一些克勞琛時代的主力，雖然還在陣中，但分量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克勞琛的戰術體系中，陳濤可以不參與防守，但到了杜伊手下，陳濤也必須回防。
郜林、趙旭日、王大雷、馮瀟霆等人的位置也或多或少有變化，在打架事件後郜林立即被遣送回國，可見他在杜伊的戰術體系中並非不可動搖。
杜伊，正在努力擦去國奧隊的克勞琛痕跡。
如果說這些操作尚且是可以理解的，那麼到二零零八年，中國國家隊的情況開始讓人費解。這個當初容不下一個德國人的地方，有兩個塞爾維亞人是主教練。
這場雙主帥的鬧劇，最後演變成一場杜伊的公開炮轟，“我和你們球員都是棋子，很多事情不是由我來決定的。你們有一些人能夠留在這個隊伍，並不是我的意思。有些人離開了，也不是我決定的。其中有一個人是最應該離開，但他依然在這裡，我沒有權力讓他離開。”
這未嘗不是一個當初換掉克勞琛的理由，這個德國人的存在讓暗箱操作成為困難。
克勞琛曾經搞國青大海選，足協塞不了人。在世青賽期間甚至多次無視足協官員，不讓領隊進更衣室。
杜伊也許以為自己可以搞定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但他最終以國奧在奧運會的慘敗收尾。
從最初的世青賽開始，人們都以為這支隊伍是政績的最佳獻祭，但一場無情的掠奪後，人們只看到了又一批人的鋃鐺入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