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上任後，宋凱已經畫了一個又一個“大餅”，這其中就包括職業聯盟。
看到這一幕，你是否會想到陳戌源任期裡，多次接受央視、新華社專訪時，一次又一次對成立職業聯盟的時間點給出的承諾？當陳戌源畫了好幾年職業聯盟的餅，到他被抓了大半年依舊沒落聽，現如今輿論對於宋凱再去畫職業聯盟的“大餅”已經有點免疫了。
當然在職業聯盟成立這件事上，畫“大餅”的又何止是陳戌源和宋凱呢？
2010年韋迪空降中國足協後不久，就提出了中國足協會用兩三年的時間“退出”職業聯賽，並把聯賽運營權和管理權交給足協之外的公司。而在韋迪任期內，他曾經海選過職業聯盟掌門人，並跟西班牙、英格蘭等國的職業聯盟有過深入溝通。但韋迪這種有些超前的設想，沒有得到太大的支援，在韋迪離任後，職業聯盟不了了之。
到了2015年，《中國足球發展總體方案》出臺，再一次提出了建立職業聯盟的要求，並將職業聯盟定位“與中國足球協會平級”。2016年，中國足協一度已經公開了職業聯盟的註冊時間表，且在那一年進行過多次有關推動職業聯盟的會議，俱樂部和足協之間也在不斷的對職業聯盟的章程進行探討。
到了2017年年初，時任體總一把手提出批評意見，認為足協應該放手，讓俱樂部成為職業聯盟的主體，不該插手俱樂部事務，這是“與改革精神不符”的。當時的體總還批示，聯盟主席不能由足協任命，並給出了職業聯盟必須在17年3月前掛牌成立的指示，並由蔡振華在內部會議上公佈。
也就是在2017年，時任上港集團一把手陳戌源，成為了職業聯盟的召集人。當時跟著陳戌源一起推動職業聯盟的，是富力投資人張力。
2019年，隨著陳戌源前往足協，恒大開始摻和進職業聯盟的推動，把上港“踢出局”了。11傢俬企俱樂部+投資方是混合所有制的申花，這12傢俱樂部的投資人聯合簽名，對足協進行逼宮，要求足協儘快放手。
到了19年10月，足協正式對職業聯盟進行公開回應；時任足協秘書長劉奕表示，職業聯盟會在11月底完成審批，年底掛牌成立。並承諾中國足協不再持有中超股份，全面放權給職業聯盟。而當天陪著劉奕一起參會的，就包括時任富力俱樂部董事長，後來短暫成為聯賽掌門人的黃盛華。
之後因為職業聯盟籌備工作進展緩慢，富力投資人張力在20年4月，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直接逼宮；當時張力在給陳戌源進行開脫的同時，把矛頭指向了有人不願意放權。
到了20賽季結束之後，中足聯籌備組正式落地；雖然時至今日中足聯的“屁股”後面還有“籌備組”三個字！但是至少在21賽季開始之前，足協對於聯賽一度展現了要放權的姿態。前富力/廣州城俱樂部董事長黃盛華前往北京掌權。但是黃盛華一個外人，單槍匹馬去北京的效果“可想而知”。沒幹多久，黃盛華被陳戌源趕回廣州了，時任中超公司董事長/中足聯籌備組副組長，此前已經組建了自己一批人馬的劉軍，一度成為“內耗”的勝利者。
但是21年中超事先說好的打滿30輪，最終為了配合國家隊備戰12強賽，在中途變成了14+8，這也從側面說明，中足聯籌備組沒有“自治權”。
如果說韋迪時期提出“職業聯盟”的想法有些超前，那麼2015年，成立職業聯盟被寫入足改方案後，為何拖了那麼久還是遲遲沒進展呢？
首先我們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立職業聯盟是派給足協的任務，但任務是不是必須要完成呢？其實是否推動職業聯盟的成立，從來就不是有關方面考核足協工作的指標。
當然真正的職業聯盟，之所以遲遲無法上線的核心原因，恐怕並不在足協，而是我們的聯賽性質所決定的。
在歐洲成熟的體育市場環境裡，職業聯賽就是純商業性質，以吸金、掙錢為第一要務。根本就不需要考慮國家隊以及這個國家足球發展的問題。但中國不具備職業體育的市場和土壤，僅憑自身的經營能力，所有俱樂部都會出現鉅額虧損的情況下，像南通支雲之所以能掙錢，那是建立在俱樂部全年投入5000萬，南通、如皋兩地有關部門直接掏出3500萬進行兜底的情況下。實際上中超俱樂部的生存，很多時候是長官意志、好惡所決定的。
而各地有關方面是否願意給足球俱樂部足夠的支援，很多時候也是揣摩上面的意思。
上面對我們的聯賽有多關注呢？但國家隊是國家形象的一部分體現，上面對於國家隊確實非常關注，這就決定了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本質是為國家隊服務的。我們的聯賽過去數年，出現的非常多看起來比較愚蠢的政策，出發點也都是為國家隊服務。
其實放眼世界上任何一個足協，他們最重要的任務都是搞好國字號。而一個為國家隊服務，並不看重商業化訴求的聯賽，職業聯盟有成立的必要性麼？
帶著一腔熱血空降足協，宋凱很想有一番作為。但是上任之後，很多具體的工作還沒有展開，反倒是屢屢因為一些言論上熱搜，這或許已經讓宋凱感覺到了不一樣的壓力。
當宋凱上任已經因為“魯能球迷”這句客套話，給自己惹出了大麻煩。現如今又在職業聯盟的問題上誇下海口，或許宋凱都沒有意識到，他已經給自己挖下了大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