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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年春運開啟，今年春運為期40天，全國跨區域人員流動量預計將達到90億人次，鐵路、公路、水路、民航等營業性客運量將全面回升。返鄉流、探親流、學生流、旅遊流全都彙集在一起，一場世界範圍內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大戲”由此啟幕。
上圖：1996年之後，國家停止使用“悶罐車”作為客運“棚代客”的交通工具，“悶罐車”客運已成為歷史。湘黔鐵路線，1995年2月 和勻生
下圖：如今的春運，南來北往的高鐵、動車穿梭在祖國大地，讓人們回家過年的路不在艱難。京廣線，2021年2月7號 和勻生
上世紀九十年代，奮鬥在改革開放前沿的打工大軍，每年春節返鄉過年，是最困難的事情。要經歷整日整夜的排隊購票，好不容易搶到票，又要提前搭車輾轉向火車站匯聚。當年中國道路交通的建設遠不能和現在相比，鐵路運力嚴重不足，就連沒有座位、沒有廁所、原本用來運貨的鐵皮“悶罐”車，也被用來“棚代客”成為春運加班列車。那時候大家最熟悉的硬座綠皮客車，能上車有一席之位回家就是幸福，根本顧不上是否舒適。
上圖：2008年，回家過年的人聚集在火車站廣場上，晝夜排隊，日曬雨淋地候車。廣州火車站，2008年2月 和勻生
下圖：如今，鐵路部門的人性化管理彰顯溫馨人性，在火車站廣場候車有了遮風擋雨的大棚和休息的椅子。廣州火車站，2018年2月 和勻生
上圖：人們排隊、候車、奔波的勞累，在坐上火車的這一刻全都放下了。湘黔鐵路線上，2008年2月 和勻生
下圖：如今乾淨、快捷、舒適的高鐵、動車，讓旅客們輕鬆出行。貴廣高鐵，2015年2月26日 和勻生
如今，雖已進入高鐵時代，然而多數人對當初購火車票難仍深有感觸。特別是在春運期間或節假日，若不提前購票，恐怕到了火車站售票處，也只能徒喚“一票難求”，最終無功而返。
其實早在民國時期，儘管當時各地火車已經頗為普遍，但民國時期的火車票，從未實行過提前預售制，而總是在火車開行前的一兩個小時，才開始售票。這使得當時的人們感覺很不方便。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反映了這麼一個事實——在民國時期，出門旅行選擇乘坐火車的人其實並不多。因此，各地火車站在火車開之前一、兩個小時才賣票的制度，才能實行幾十年不變。
那麼，民國時期為什麼選擇乘坐火車出行的人少呢？原因其實非常簡單，火車票價格非常貴，而且貴得有些離譜。
彼時從南京到上海，火車票價格最便宜的三等座要2.5元，二等座5元，頭等座10元。這幾個數字，乍一看上去似乎很便宜，但若是聯絡當時人們的收入情況，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民國時期，教師的平均工資是月薪20元左右。一個教書的老師，從南京到上海300多公里的距離，就算選擇坐最便宜的座位，也得花上其工資的一成，這與如今的高鐵票價比起來，已經顯得相當昂貴了。
而對於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們來說，就更是如此。要知道，在民國時期，教師這個職業，已經是所有“公家”單位裡待遇最高的了，令當時的人們望塵莫及，豔羨不已。當時的一套房子，好一點的城市，好一點的地段，售價總共也不過是一百元左右。也就是說，一個當老師的，只要省著點花，半年就可以買套房子了。而那時其他職業呢？從人力車伕到保姆，再到廚師，工資一個月充其量也不過是三、五塊錢。這就是說，他們若想要從乘坐火車從南京到上海，光是選擇最便宜的座位，就得一個月不吃不喝，才能攢夠票價。
拿一個月的工資，去乘坐這麼一趟短程的火車，其價效比和自身消費能力如何，答案自然不言而喻。須知，從購買力來說，民國時期的1元，相當於如今差不多200元的購買力。用現在的話說，乘坐從南京到上海的火車，就算選擇最差的座位，也得花上500元，這還僅僅只是慢車，倘若是二等座，就得上千元。頭等座，兩千元。所以，當時就算是一些社會名流，常坐火車，經濟上也是承受不起的。
郁達夫
就譬如說郭沫若先生吧，出了名之後乘坐火車，也從來都是坐的三等座，居然不知道二等座和頭等座是啥樣子。郁達夫倒是坐過一次二等座的，但那是因為當時郁達夫到了火車站看有個售票視窗前，買票的人不多，於是便不管不顧地衝了過去，殊不知當火車票買到手後，才發現竟是二等座，悔得腸子都青了，無奈之下，只好打腫臉硬充胖子。也難怪，民國時期火車的三等座和二等、頭等座的售票視窗都是分開的，所以有些旅客多的節假日，三等座的售票視窗前人頭攢動，而二等座和頭等座的售票視窗前則門可羅雀。
社會名流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民國時期，要回家或外出，人們通常都是選擇坐船，因為船票相對於火車票便宜不少。
如果你問民國時期的“春運”回趟家有多難？1919年的春節，魯迅在北京買了一處四合院後，準備回紹興老家接母親進京過年。坐火車到天津然後再從天津換乘繼續坐一天一夜的火車到浦口，到達浦口之後還得坐火車輪渡到南京，再從南京坐一整天火車到上海。第二天坐船到杭州之後再換乘另一艘船到達紹興。其間算下來至少得花上個六、七天時間。
當時有一定社會地位的著名人物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說普通黎民百姓了。在1923年3月23日這天的《上海民國日報》上，曾經刊載了一篇短文，標題是《新年的煩惱》，作者是紹興的一位自由職業者，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自己過年從來不回家，路費太貴，還不如直接將錢寄給母親……”
現代人乘車必去票上的指定車廂指定坐席就坐，而民國時代的火車票卻不是這個樣子，那時候無論站票還是座票都不印座號。因為沒有座號，所以乘客們可以坐在任何一個自己想坐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你能找到座位的話。
圖為20世紀30年代停靠在站臺上的滬平通車 （左側車廂上標有 “Ⅰ”字樣，代表頭等車）
1922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出臺了一部《中華國有鐵路客車運輸規則》，該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乘車票概按本列車之座位多少發售。”
然而，卻不能付諸實施。為什麼？
首先是因為當時沒有發達的通訊裝置和排程裝置，售票員無法及時知道每趟列車上還有多少個空位。
圖為1914年山東的火車站站臺。
其次售票人員的獎金跟售票收入是掛鉤的，而普通乘客的投訴又常常得不到受理，這一不合理的獎懲制度必然促使他們超額賣票，即使明明知道所有車廂都已經滿座了，他們還會繼續把票賣出去。
圖為頭等臥車內部。
最後還有一項關鍵原因：民國時期不流行預訂車票（頭等車廂和臥鋪車廂可以預訂，但是預訂時效最長不超過兩天），一般都是在火車即將進站的時候才開始賣票，在火車開行前兩分鐘馬上又停止售票。
圖為民國天津火車站等候火車的旅客老照片。
售票時間如此之短，乘客怕買不到票，視窗一開，蜂擁而入，火車站的工作人員光維持秩序和查點票錢就夠忙活的了，哪裡還有時間顧及售出的票數是否超出空閒的座位數呢？
民國京滬鐵路局上海號列車照片
民國時期有些乘客的素質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因為座位緊缺，所以搶到了座位一定要好好佔著，否則就會被其他乘客鳩佔鵲巢。
總而言之，從民國到現在，原來回家的路都是這般艱難不易。
但不管千難萬難，回家過年應是每個中國人心中最樸素最美好的心願。
歸家之路，雖千辛萬苦卻義無反顧。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