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聯合國經社部助理秘書長
編譯：袁嘉婧
由於各式各樣的發展，以及不乏有意為之的舉動，一場“風暴”正在成型。它將給全球南方帶去巨大破壞，並傷害最貧窮和最脆弱的人。
無疑，全球化時代帶來了複雜的影響：各國勞動力、商品乃至某些服務在國內市場被不均衡地整合。當前，這個時代正悄然落幕，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全球長期停滯後更為明顯。但是，全球化時代的結束並不等同於簡單的回到過去。恰恰相反，由於經濟自由化，大多數經濟體都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這帶來了可怕的持續性後果。
對於這樣的“大衰退”時期，西方國家的中央銀行採取了非常規的貨幣政策，透過“量化寬鬆”維持經濟的運轉。然而，更寬鬆的信貸帶來的不是經濟的復甦，而是更加的金融化和更多的負債。
同時，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過去兩年的戰爭和制裁影響了供應鏈，加劇了“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價格飆升的部分原因是投資者投機操縱市場，另一部分原因是政客為了政治優勢故意進行的破壞性干預。法治，甚至是曾經神聖的財產權，已被政治權宜之計所犧牲。
更高的利率非但沒有解決供應中斷導致的通脹問題，反而削減了私人和政府支出，導致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需求、就業和收入減少。全球範圍內，2022年和2023年的蓄意加息已被證明是收縮性的，且不利於勞動和就業。因此，有影響力的西方央行的一致加息已被證明是一種不必要的、不恰當的、應對主要由供給側因素驅動的當代通脹問題的需求側工具。
然而，全球南方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受到諸多限制。除了受到全球市場的影響，它們可供支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也非常有限。
國際金融機構帶來了財政緊縮的市場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傾向於以財政緊縮為條件，換取信貸減免。因此，受援國政府受制於支出限制。這不可避免地導致政府支出大幅削減，留給公共投資的資金所剩無幾，而恰恰是公共投資最有可能助力實體經濟的復甦。
更糟糕的是，許多立法機構“為了提高政府的財政信譽”，對自身施加了不必要的開支限制。本應獨立的央行進一步加大了對貨幣政策的約束。相較於國家政策，這些中央銀行更應該把國際和國家金融利益視為優先事項。
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在最近幾十年的貨幣和金融自由化之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債務危機比它們在上世紀80年代所要應對的更加嚴重。當時，拉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其它地區的政府大量舉債，它們的債主主要是來自美國和英國的商業銀行。在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從1980年開始大幅加息後，嚴重的財政和債務危機使其中許多國家的政府癱瘓了十餘年。
在第一次冷戰結束後的單極世界時期，美國的霸權曾一度不受挑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貿易、投資、技術、金融、稅收和其他重要領域為全球北方量身制定政策，而這通常是以犧牲南方為代價的。近期的“新冷戰”以及地緣政治（包括非法制裁），阻礙了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適應全球變暖及其影響，以及在全球企業所得稅收入中獲得更公平份額的願望。
由於大多數經濟體幾乎沒有增長，加上許多政府努力減少進口，出口機會變得更加不確定和受限，這些都影響了全球化的發展。在利率上升的情況下，就連金融也放棄了發展中國家，“逃向安全地帶”，湧向美國。
當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缺乏貨幣、財政和政策空間。與可以以本國貨幣借款的富裕國家不同，這些發展中國家仍然容易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
鑑於奧巴馬“重返亞洲”計劃的開啟以及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從2016年前後開始，美國下調了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儘管借貸成本上升，許多最貧窮的國家還是選擇向私人債權人求助。但從2022年起，隨著美聯儲近兩年來的大幅加息，向貧窮國家提供貸款的私人市場已經枯竭。
於那些貧窮國家而言，償債成本的飆升勢必加大陷入困境的風險，而這勢必影響到一個國家裡的貧困人口。但顯然，那些即將在全球南方掀起“風暴”的決策者對生活在最貧窮國家裡的貧困人口毫不關心，哪怕十多年來，最貧窮國家的貧困人口絲毫沒有減少。
（來源：亞太日報APD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