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國英
一個悲愴的、甚至殘酷的時代已經到來，許多人卻渾然不知。
是的，我一度也渾然不知。
是的，每一個太平時代出生成長的人，即便當下全球超級動盪，即便當下經濟和資產價格異乎尋常，但是，又有誰能夠因此認為一個異常殘酷時代的到來呢？
這需要走出去進行體認。
這需要必要的全球觀和大歷史觀的邏輯自覺。
今年7月，是我疫情之後再一次前往海外進行調研，之後10月又再一次前往海外調研——7月海外調研最大的感觸，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在去年和前年事實已經加速完成了在華產業鏈的對外遷移。
發達經濟體加速完成在華產業鏈的對外遷移，其趨勢大家是知道的，從2018年特朗普時代就已經開始。
但是，最近兩年，發達經濟體在華產業鏈的對外遷移的速度之快和尺度之大，如果沒有海外深度調研的確認，我相信，幾乎所有人都不敢如此想象，這種遷移簡直就是脫鉤性的遷移。
而在海外調研確認之後，我終於理解今年我國經濟和人民幣資產的超預期承壓，這事實源於發達經濟體產業鏈遷移的超預期。
發達經濟體產業鏈遷移的超預期，會直接導致兩個後果，一是我國經濟增長、貿易出口和相關就業的中期內承壓，二是人民幣匯率的中期內承壓，發達經濟體產業鏈的遷移，無論是蘋果鏈，還是三星鏈、抑或是耐克鏈、阿迪鏈，每一個產業鏈的遷移都對應相關規模的外資撤離。
當然，人民幣匯率的中期內承壓，決策層為了相對保匯率，中期內又必然會導致人民幣資產價格的結構性承壓。
所以，在確認上述邏輯之後，從今年7月開始，我就呼籲大家進行適度跨品類和合法跨區域的全域資產配置，我自己也較大幅度降低了風險資產的配置佔比，相應增加了逆週期的資產配置（比如黃金），區域性提升了固定收益債券的配置，並相對增加了合法海外資產配置（新興市場ETF）。
正是在結構性調低風險資產配置比例之後，截止目前，我今年的資產收益率，才沒有因為股市低迷而整體產生負收益。
發達經濟體加速在華產業鏈的遷移，加速與我們的事實脫鉤，其背後的終極訴求到底是什麼？
是減少對華貿易的持續逆差？是壓制中國勢能的上升？這些因素當然是存在的，尤其是之於美國而言，這些因素更是事實存在的。
但是，存在這些因素，並不表明這些因素是美國主導下發達經濟體的終極訴求。
美國、以及美國主導下的發達經濟體，如此加速在華產業鏈的遷移，如此加速與中國的事實脫鉤，如此加速全方位尤其是高科技對中國的打壓，其終極訴求是——希望藉機完成全球秩序（重點是經濟秩序和產業秩序）的再平衡，並且希望一這全球秩序的再平衡，其龐大的歷史成本由中國最終買單。
因為，今天的全球，其供需失衡和貧富失衡，整體上，已經到達100年內的頂點。
全球供需失衡，在半智慧化、智慧化生產的賦能之下，今天的生產力同樣到達一個頂點，今天超過95%的商品供給同樣嚴重過剩。
同時，全球不同區域的貧富差距、以及全球階層的貧富差距，在過去三四十年，事實的懸殊在瘋狂拉大，僅以不同區域為例，過去三四十年，就大型經濟體而言，只有中國和美國享受到過去三四十年全球化增值的最大紅利，其他主要經濟體的整體紅利效應相對有限，包括不限於日本、南美、東南亞、南亞、非洲、以及歐洲的多個國家，日本和南美洲甚至還陷入到漫長的增長停滯。
另外，今天的全球主要經濟體，其宏觀負債率基本都高達260%以上，居民負債率幾乎都高達60%以上，也就是說，經濟的槓桿，需求的槓桿，今天整體已經到達一個無以復加的臨界點。
從大歷史週期看，上一次全球的兩大結構性失衡（全球供需失衡和全球貧富失衡）到達如此一個高度，應該還是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
當時的全球，是資本主義列強主導的全球，當時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生產力上升之後，也同樣面臨95%的商品供給嚴重過剩的難題，也同樣面臨托拉斯寡頭經濟主導一切的難題，也同樣面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宏觀負債率急速攀升的難題。
以美國為例，1930年代初期，美國的宏觀負債率高達240%（比現在還是低一些），居民負債率高達50%（這個也比現在低一些），但是，這之於90多年前而言，無論是宏觀負債率、還是居民負債率，其整體之高，還是超級驚人的。
同樣，在資本主義列強陷入供需失衡和貧富失衡之下，彼此之間迅速進入搏殺區間，美國一度將進口稅率提升到50%以上，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幾乎全部啟動限制進口疊加高關稅的政策。
從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其恢復正常，其最終實現全球供需和全球貧富的再平衡，一般認為是在1935前後，但是，事實上，卻是1945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事實才真正宣告了大蕭條的全面結束。
如果沒有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即便在1935年前後有所緩和，之後也還會持續不間斷的爆發。
因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全球經濟和產業秩序才真正得已重構，德國日本義大利以及相關僕從國，最終承擔了當時全球再平衡和全球秩序重構的絕大多數代價。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傳統殖民強國，屈服於美國的全面崛起，不得不響應美國門戶開放的政策，從而不得不認可被殖民國家的獨立，而被殖民國家的獨立，事實又結構性放大了對工業品的需求，大蕭條期間的供給嚴重過剩得已相對緩和。
當然，二戰之後，伴隨著航空航天、電子電器的全面發展，新商品供給又刺激了新商品需求。
所以，今天這個時代，與1929年的全球大蕭條，其歷史背景（兩大結構性失衡），其動盪訊號（戰爭和衝突），以及其經濟和金融訊號（貿易和高科技扼制、全球高負債率），事實又是何等的相似。
當然，這種相似性，被注入了太多的悲愴甚至殘酷的底色。
當然，這種相似性，基於今天人類的文明，我相信，應該不會再選擇全球超大規模戰爭，以實現今天全球兩大失衡的再平衡和全球秩序的重構。
但是，全球再平衡和全球秩序重構，總得有人支付代價。
而且，這一代價支付物件，至少中期內是確認的，是被對手死死錨定的，是無法全面轉移到第三方的。
